今天用老少咸宜的大白话，把戊戌政变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真相，一文和你说清楚，今天这篇，能刷新你对历史的认知。
为了通俗易懂，按照时间顺序叙事，注意：这件事有四条线：慈禧、光绪、康有为、袁世凯，四个人，四条线。
这四条线，各有各的事情发生，这里面有大量的误会和对形势的错判，正所谓：无巧不成书。读者注意一边阅读，一边思考，这段历史的真相，真的非常耐人寻味。
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皇帝发布《明定国是诏》，开始变法，变法的诸多改革举措中，有一条是“开放言路”。
光绪的“开放言路”规定：凡院、部、司员，想向皇帝提建议、提异议的，都可以上书，通过本衙门的堂官（尚书和侍郎）代为上奏，而且，堂官不得阻挠。
光绪皇帝一生没有留下照片，这个画像可能接近他的容貌
那么在9月1日，礼部有个思想进步的主事，名叫王照，他要向皇帝上一份奏折，建议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，出国走一走，亲眼看一看西方国家的先进，有助于坚定改革的决心。
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，王照把这份奏折，递给礼部尚书，然后，让尚书代递给皇帝。
然而，礼部尚书不递。
当时礼部有两个尚书：
一个是旗人，叫怀塔布，正蓝旗。
一个是汉人，叫许应骙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许应骙，就是后来鲁迅的第二任妻子许广平的爷爷。
礼部尚书许应骙（上）和他的孙女许广平（下）
许应骙和怀塔布对王照说：你让皇上和皇太后出国考察，这事风险太大，出了事，谁负责?
许应骙和怀塔布的言下之意是：1891年5月11日，沙俄皇太子尼古拉二世访问日本期间，被日本刺客当街用大刀砍伤。
1891年沙俄太子尼古拉二世访日期间被日本愤青砍伤
两位尚书的担忧，有没有道理？
硬要抬杠的话，理论上说，有道理，凡是出门，都有被陨石砸死的风险，杠精没毛病。
于是，两位尚书不给递。
于是呢，王照不服，他说，皇上变法不是说了吗？所有的部员，都可以向皇上递奏折，通过堂官来递交，堂官不得阻挠！
那么呢，王照层层上诉，这事闹到最后，光绪皇帝最终还是知道了。
光绪皇帝非常恼火，他认为：礼部的堂官，阻挠我变法，我身为皇帝，三令五申，不准任何人阻拦部员给我提建议，你们礼部两个尚书、四个侍郎，竟然敢赤裸裸违抗我这个皇帝？
皇帝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在9月4日这天，他一怒之下，把礼部两个尚书、四个侍郎（合称“六堂官”），全部开除了。
是的，当年27岁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，脾气一上来，就把礼部六个堂官，全部撤职了。
光绪不但撤了礼部六堂官的职，而且还赏了王照三品顶戴，为何？因为光绪要鼓励下面的部员和司员：集思广益，多多为国家的改革出谋划策，提建议。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。
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：这六个堂官，都是慈禧太后一手栽培起来的，你光绪虽然号称皇帝，可是国家真正的一把手，是太后，不是你光绪，你开除礼部六堂官，不提前问一下太后，那就得罪太后了。
礼部的这个旗人尚书怀塔布，他的老婆平时陪太后一起玩，关系可铁了，于是，怀塔布的老婆跑到太后跟前来投诉，说皇上这人，太荒唐，我老公怀塔布，为朝廷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呢？
而且，怀塔布的老婆还对太后说：皇上现在，被身边的小人蛊惑，拿国家大事当儿戏，而且皇上重用的，多数是汉人，长期以往，我们旗人的江山，岌岌可危。
这话不要紧，直接说到了太后内心的最敏感处。
同时，怀塔布本人，也跑到天津，找荣禄投诉。
为什么找荣禄呢？因为荣禄当时手中兵权大，最有实力，而且又是慈禧太后的心腹，所以，怀塔布找荣禄投诉。
慈禧的心腹荣禄
荣禄把怀塔布的投诉，也转告了太后。
于是，9月14日，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，太后开始拿这个事，来训斥光绪。
光绪申辩和解释了一番，不料，光绪的申辩，引来了太后斥责的升级，太后指着光绪的鼻子，大骂了他一顿，直把光绪当场骂哭。
描写慈禧责骂光绪的油画
光绪被太后骂了之后，一宿没睡好。
第二天，也就是9月15日，光绪皇帝写了一份密诏，交给军机处的一个章京，名叫杨锐。
对，就是后来被杀头的六君子之一的那个杨锐。
杨锐
光绪给杨锐写的这份密诏，原文是这样的：
“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，不愿将法尽变，并不欲将此輩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，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，以为恐失人心。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，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，但圣意坚定，终恐无济于事。即如十九日朱谕，皇太后已以为过重，故不得不徐图之，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。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，皆由此辈所误。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，则朕之权力，实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则朕位且不能保，何况其他?今朕问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旧法可以渐变，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，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，令其议政。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強，而又不致有拂圣意?尔等与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，密缮封奏，由军机大臣代递，候朕熟思审处，再行办理。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。特谕”
光绪的这份密诏，我为你翻译成人话，你来读一读：
“最近我（光绪）看太后的意思，她还是不准把大清的旧制度全部改变，太后不肯把朝中的这帮又老又顽固又无用的老臣子开除掉，不肯重新任用一些勇于革新的、脑子开明的新臣子来参政，太后说，怕开除一帮老臣子之后，朝廷会失人心。
尽管我已经很多次下旨整顿朝纲，甚至开放言论，任何部委官员都可以向我提批评提建议，但是，太后的意思很坚定，可能我的努力，最终都无济于事。
例如说，9月4日我开除礼部六堂官的谕旨，太后认为处罚太重，所以我不得不暂时搁置，无法处理，这些就是我近来感到很为难的地方。
我当然知道，中国积弱已久，国家处于危亡之际，正是因为礼部六堂官这一类的冥顽不化的老臣误了国家。
如果你们要我痛下决心，下旨把旧制度全部改变，把这些守旧无用的老臣全部开除，那么我的权力有限，实在是做不到啊。如果我不顾一切、勉强去做，那么，得罪了太后，我的皇位可能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变法救国呢？
今天，我问你，有没有办法可以既把阻挠我变法的这帮老臣子全部开除掉、起用思想进步、有能力的新臣子，使变法能够顺利推行，使中国转危为安，化弱为強，但同时又不惹怒太后、不遭太后反对呢？
我请杨锐你啊，和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以及其他变法的同志，尽快好好商量一下，帮我想想办法，写成密折，秘密递给军机大臣，让军机大臣递给我，让我认真考虑好了，再办理，事情紧急，我在翘首以盼，希望你尽快答复！”
翻译到这份上，很清楚了吧，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了。
总之，光绪又想尽快变法，又不敢得罪太后。
光绪为什么要叫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帮他想办法呢？答案很简单：因为光绪自己绞尽了脑汁，他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。
把这份密诏交给杨锐之后的次日，也就是9月16日，光绪又去了颐和园，向太后请安。
这一天，皇帝和太后两人谈了什么，历史没有记载，但可以猜测的是：当天慈禧应该是对光绪表达了对康有为的不满，太后认为：康有为的变法措施，过于激进，大失稳重，不能听他的。太后很可能教训了光绪。
凭什么这样猜测呢？因为在第二天，也就是9月17日，光绪下发了这么一份谕旨：
“谕：工部主事康有为，前命其督办官报局，此时闻尚未出京，实堪诧异。朕深念时艰，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。康有为素日讲求，是以召见一次，令其督办官报，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，职任不为不重。现筹有的款，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，毋得迁延观望”
光绪的这份谕旨，为你翻译成人话，是这样的：
“工部主事康有为，前段时间，我（光绪）命令他到上海去开办官办报纸，可是直到今天，听说他都还没有动身离京，我感到很奇怪。我鉴于时局艰难，一直在搜罗脑袋开明、与时俱进的人才，和他一起办理变法的事。康有为一直说，办报开启民智，很重要，所以我召见了他一次，命令他到上海去，开办官方报纸，办报一事，其实任务很重要。现在，经费他也领到了，我再次命令：康有为，速速去上海，不准再呆在北京拖延观望！”
光绪的谕旨其实就是一句话：康有为不要再留在北京！赶紧去上海！
康有为
光绪为什么要康有为赶紧从北京消失呢？
答案很简单：因为康有为在北京的存在，已经构成了慈禧和光绪的主要矛盾源头之一，也构成了朝中很多老臣对光绪皇帝的大量投诉之源，换句话说，康有为在北京，已经威胁了光绪皇位的稳固，所以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光绪叫康有为走。
那么，康有为是如何理解这份谕旨的呢？
康有为在他的著作里，回忆他当时对光绪这份谕旨的理解：
“明诏敦促我出京，于是国人骇悚，知祸作矣。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，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。至逗留促行一事，非将帅统分逼挠，无明降谕旨之理，况吾为微官，报亦小事，何值得明发上谕?既严责诧异，便当革职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，闻康有为素日讲求，反与奖语耶?又，上召见臣工，无烦自明，乃声明召见一次，亦从来未有之事，故国人皆晓然”
康有为的理解，为你翻译成人话，是这样的：
“皇上下发公开谕旨，叫我（康有为）速速离开北京去上海，听到这个消息的人，都感到很吃惊，大家都想到：皇帝一定是大祸临头了！为何这么说？因为啊，按照以前的惯例，皇帝轻易不发公开谕旨，一发公开谕旨，一定是很要紧的事，以前不是那么要紧的是，虽然也降旨，但不公开发表，而是叫军机大臣送到我面前，念给我听而已。催促我离京走人，这种小事，绝对没有道理公开下发谕旨，何况我康有为是个小官，办报纸也是小事，怎么犯得着皇上公开降旨呢？且谕旨中，既然责备我逗留在京，按理应该将我革职才对呀，怎么又在谕旨里称赞我是开明人士呢？而且，皇上召见臣子，见了多少回，根本不需要在谕旨里声明，皇上在这份谕旨里，特意声明只召见我一次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，为何会这样？肯定是皇帝有难了！”
简单地说，康有为对这份谕旨的理解是：坏了。肯定是出事了！太后一定是要对皇上动手了，要么是软禁，要么是罢黜！所以，皇上在出事之际，抽空公开下旨，叫我赶紧离开北京，去上海租界躲避，以免太后对我不利。
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，此前在北京听到了一则很逼真的政治谣言，说太后和荣禄，要把光绪皇帝废掉，对于这个政治谣言，本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半信半疑，但是，现在结合光绪的这份谕旨，大家对这个事深信不疑了。
梁启超（上）谭嗣同（下）
康有为和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人商议之后，一致认为：这份谕旨不正常，宫中一定是出事了，太后肯定要动手废掉皇上了。
同一天，也就是9月18日，康有为和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同志商议了一整天，最终决定：先下手为强，游说袁世凯，围颐和园，把慈禧逮起来。
事实上，早在9月16日，谭嗣同和湖南人毕永年，就有把太后逮起来的提议，只不过，当时还风平浪静，康有为认为，还没到最后关头，所以那时，还没有下这个决心。
有趣的是，就在当天，颐和园同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：当日，有个老臣名叫杨崇伊的，他跑到慈禧太后那里投诉皇帝，他说，光绪皇帝有意聘请日本前总理伊藤博文做大清帝国的国策顾问，日本人，这是妥妥的境外反动势力，此事太离谱。
日本退休首相伊藤博文
杨崇伊投诉的事情，是否属实呢？确实属实。
而且，光绪考虑聘请的，还不仅是日本退休首相伊藤博文，而且还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等人。当时光绪受康有为这些维新党的影响，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外籍人才顾问机关，帮助光绪搞改革。
李提摩太
慈禧太后对伊藤博文这个日本人，并不陌生，3年前，就是这个人在马关的谈判桌前，割走了台湾，而且，还拿走了大清2亿3千万两银子，慈禧认为，这种人是妥妥的帝国主义，皇帝怎么能让他来当我大清的国策顾问？岂不是等同于将国家大事，亲手交给了外敌？
老臣杨崇伊走后，慈禧不安宁，当晚她做好了打算：次日回宫，对光绪喊停，重新听政，皇帝太胡闹，让他面壁思过一段时间。
然而，18日晚，也就是慈禧为了伊藤博文一事睡不好的这一晚，谭嗣同去了法华寺，游说袁世凯，出兵围困颐和园，劫持慈禧太后，谭嗣同带一群湖南壮士冲进去，杀了这个妖婆。
袁世凯不置可否，实际上就是婉言拒绝了。
袁世凯
值得注意的是：在18日当晚，慈禧在颐和园，对此事，一无所知。
康有为不是傻子，他派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：如果游说失败，那么意味着袁世凯随时可能出卖康有为，所以，应当尽快离京逃走，不要留京坐以待毙。
19日，康有为收拾行李，然而，毕竟有些要紧事，要处理完才能走，所以，打算20号凌晨逃离。
同一日，也就是19日傍晚，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，大骂光绪皇帝，说你现在鬼迷心窍到什么地步了？伊藤博文是什么人？这种境外反动势力，你竟然打算引狼入室？！
除了伊藤博文这事以外，慈禧还骂了光绪很多，包括前段时间变法措施太激进，开除六堂官太孟浪，重用康有为太轻浮……等等，各种骂。
光绪从小就怕慈禧，这回被慈禧骂得狗血淋头，急得直掉泪。
当天，光绪就被慈禧驱离紫禁城，迁往瀛台暂住。
读到这里要注意：此时的太后，还不知道18号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动武的事。
9月20日凌晨，天还没亮，康有为仓促逃亡。
9月21日，慈禧太后宣布戒严，重新垂帘听政，废除维新变法，下令逮捕康有为，当天清兵搜查“南海会馆”，发现康有为已经逃走，于是，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广仁。
换句话说，康有为如果晚逃一天，就会被捕，可见他时间掐的挺准。
读到这里要注意：太后在21日下令逮捕康有为，理由是康有为“蛊惑”皇帝变法“胡作非为”，而不是因为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“围园杀后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天的逮捕令，并没有包含谭嗣同。
也就是说，在21日这天，太后虽然下令戒严、搜捕康有为，但是，太后仍然不知道18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一事。
然而，在21日这一天，袁世凯紧张了。
当天（21日）晚上，袁世凯不在北京，而是在天津。
这天晚上，老臣杨崇伊从北京去天津公干，见了袁世凯，他告诉袁世凯：太后把皇上软禁了，且，戒严了，太后重新听政，并且，下令抓人了。
袁世凯听了杨崇伊这么一说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因为，18号谭嗣同游说他出兵围困颐和园、捕杀太后这事，他为了不惹事，一直没有主动向朝廷坦白，这回糟了，北京出事了，太后要抓人了，万一康党把我袁世凯牵连进去，那可怎么办！
于是，袁世凯找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，把9月18日谭嗣同劝说他出兵围困颐和园这事，对荣禄坦白了，顺带表忠心。
注意：这几天，袁世凯、荣禄，都不在北京，都在天津。
然后，顺理成章，荣禄把这事，也告诉了太后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太后在25日这一天，突然派兵，抓捕了谭嗣同。
不过，在清代档案里，袁世凯到底是哪天向荣禄告的密？是21日，还是22日？不清楚。
同样，荣禄是哪天向太后汇报这事的？是22日、23日，还是24日？也不清楚。
历史就是这样，有很多事情，发生了之后，没有及时留下文字记录，无法百分百还原，我们现在能够还原故事的主要情节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总之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杨锐、杨深秀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先后被捕，然后在9月28日，北京的菜市口，就有了六君子被杀头的一幕。
今天化繁为简，把戊戌政变的整个事件的梗概，为你说清楚了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启发？喜欢的话，给点赞，转发。
参考资料：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戊戌变法》
袁世凯《戊戌日记》
毕永年《诡谋直纪》
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
茅海建《戊戌变法史事考》
中华书局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