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根一夫是侵华日军的一线战斗人员，他参加了从上海到南京的一系列战斗，战后他写下回忆录《私记南京虐杀》，记述了他在中国强奸妇女、杀害平民、烧毁村子的暴行。
曾根一夫老年照
曾根一夫的自述，不但带领我们穿越时空，以日本鬼子的视角，回到历史惨案的现场，而且，曾根一夫的自述信息量巨大，他从侧面揭示了日军抢夺粮食、强奸中国妇女、杀害中国平民等一系列暴行从日军视角的犯罪逻辑，对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，是一则很好的补充性质的历史资料。
本文是从原著节选、翻译所得，不含译者任何思想，且，译者不认同文中鬼子兵的言论和观点，也请读者在阅读的时候，注意甄别和批判。
原名：《私记南京虐杀》
作者：曾根一夫
（前面是序，故略）……打南京，是中国事变（注：指侵华战争）诸多战斗当中，最大的一次战斗，参加作战的部队有：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华中方面军、以朝香宫鸠彦亲王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，还有从杭州湾登陆、协助攻击上海的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10军。
这些部队，都是战功赫赫的兵团，都趁着打胜仗的余威，说：
“我们千万不能输给别的部队，南京要由我们先杀进去”
从上海到南京，直线距离大约有300公里，但是，我们前进的部队，不可能有直路走，所以都是绕着走、迂回前进，所以实际上，是走了400公里以上的路，在我军的战史上，这么大规模的机动作战，其实很罕见，所以，我军的指挥，出现了很大的错误：作战部队把后勤部队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
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也是蒋介石的根据地，所以，南京的守备，非常坚固，从上海到南京这一路上，都在关键地点布置了中国精锐部队，再加上这一路上的中国居民，也有强烈的抗日意识，所以，敌人爆发出很强大的总体力量，保卫南京。
不过尽管如此，我军还是按照原计划，进攻南京，然而，中国守军每次撤退的时候，都把桥梁、公路破坏了，炸毁了，不但如此，还在路面上埋了地雷，阻挡我军的进攻，所以，我军那些载有辎重的后勤车队，因为常常要排雷，耽搁了时间，追不上前线部队。
打机动战，最关键的是，要有足够的弹药，和粮食补给，没有弹药，就没有战斗力，没有饭吃，就会影响战斗士气。
所以，我们战斗部队从上海出发五六日之后，就和后勤部队拉出了很远的距离，所以此时，我们前线的战斗部队，仅仅能做到弹药供应，但粮食则根本不够吃，无论我们战斗意志如何高，没有饭吃，饿肚子，那种滋味，真的不好受。
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其实我军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暂时休战，等候后勤部队跟上，要么继续前进，一直打到我们都饿死为止，但是，我们日本军队是出了名的“永远不知道后退”，所以，首长下达了“就地征收粮食、自谋吃饭”的命令，其实就是命令广大官兵，抢劫当地中国平民的粮食，以前我军也曾经发生过征收行为，但是以前在下达征收命令之前，大家还是怀有罪恶感。
不过，这次命令下达之后，我军官兵们的罪恶感，彻底消失了，大家立马变成了四处抢夺粮食、到处掠夺家畜的土匪，虽然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南京，但也实在太不人道了。
而且，这个征收的命令，使我军的下级士兵发狂，不但抢夺粮食，而且还开始强奸中国妇女，这些丑闻，不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，后来成了国际丑闻，在上海的各国新闻机关，
人尽皆知。
因为我军这些抢劫平民粮食、强奸中国妇女丑行的事发地点，离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都不远，所以，那些主要的西方国家，都派出记者调查团来调查，所以，日本再也无法置之不理了。
这些丑事真相大白之后，国际上开始责难日本，日本国内的媒体同样也发出批评，并且对日本所谓的圣战，也产生了怀疑，所以呢，我国军部高层发布了训令，试图混淆视听：
“前线各进攻部队，必须体会圣战的意义，不准做出毁坏皇军声誉的行为，如果发现有抢夺战地平民粮食、强奸妇女之类的行为，必须严惩”
训令下来之后呢，说要禁止征收粮食，可是，高层的这个训令，并不合情理，我军前线部队，征收战地平民的粮食，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你禁止了我们，但是你后勤部队的粮食又没跟上，就等于命令部队，不必吃饭，继续前进作战，虽说从形势上看，高层确有困难，但是高层下达命令，又要马跑，又要马不吃草，这实在是不合情理。
而且，对于在前线作战的下级官兵说，你这禁令直接影响他们，还不是“不合情理”几个字那么简单，而是直接关系到前线作战官兵的生死，好，那么对于我们前线部队说，到底是服从命令、继续前进、饿肚子作战、直至战死？还是违反军令，继续抢夺战地平民粮食？这是个二选一的现实问题。
在前线作战的官兵，很快就给出了答案，俗话说“饿汉不能战”，没饭吃，根本打不了仗，基于这个理由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基层指挥官，决定抗命，他们说：
“军队高层真是混蛋，最初命令我们就地征收粮食的，是他们，现在说严禁我们就地征收粮食的，也是他们，可恶至极，部队不吃饭，怎么打仗？”
所以，前线基层指挥官，让我们大家，无视军令，继续征收。
鬼子进村
军部高层看到，他们下发的训令，遭到前线部队的轻视，他们担心自己的威信受损，无法置之不理，他们就派了参谋人员，到了前线，安插宪兵队，鼓励告密，说只要有中国平民受害人来控告，无须证据，案件即告成立，必须处罚，所以，很快就有很多官兵受到举报，被举报的官兵，立马被移送军事法庭，有的被免职，有的被降级，所有的军功，一律剥夺。
我军的前线各部队，极度重视自己部队的名誉，深怕自己部队里有人被检举、被处罚、令部队蒙羞，所以，军队的基层指挥官对前线作战人员，下达了这样的训示：
“事情办完，你自己把屁股擦干净！”
意思就是说，抢劫平民粮食、强奸妇女之类的事，你自己做了，你要自己毁灭证据，所以，我军的下级官兵，为了保护自己，毫不犹豫地屠杀中国的老百姓，这个，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导火线。
我军攻入南京之后，趁着胜利者的余威，在大街上放火，烧毁民房，不分军民，肆意杀戮中国人，将大量的俘虏，进行集体屠杀，在扫荡残敌的时候，也是肆意烧房，经常连无辜的平民也一起杀掉，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范围其实很广，并不仅仅是在某一处，而是在很多处。
我军12月1日从上海附近出发，13日到达南京，17日举行入城仪式，这段时间里由我军大兵团作出的残暴行为，可以说，完全超乎想象。
我军入侵南京的部队，做出了遭受国际非难的残暴行为，对此，我军的高级军官说：
“因为攻击南京的部队，兵员都是紧急动员的，所以，官兵的素质很差”
这其实是高层军官为了推卸责任，把所有的过错，都推到下级官兵的身上，这是一种卑劣的托词。
事实上，参加打南京的我军部队，是由现役、预备役为干部，都是战时动员部队里面最优秀的，而且他们多数都是从上海打过来的部队，不是为了打南京而临时动员的。
说出来实在好笑，其实同样是这些部队，大家在打上海的时候，并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暴行，但是同一批人，打南京的时候，就做出了遗臭万年的暴行，从这一点看来，“官兵素质太差”，不是真正的原因。
当然了，发生南京大屠杀这种事的原因，不是单一理由、简单但言两语可以概括，但是我（曾根一夫）认为，最大的原因就是：师出无名。按理说，下级官兵无非就是服从命令，指哪打哪，但是我认为，打南京的意义，基层官兵正是完全不知道，所以影响了战斗的认知，降低了人的道义感。
我说的这点，从打上海的时候，就可以证明。当时打上海，部队都在说，此战是为了保护侨民的权益，所以，没有在战场上做出非法的事，当然，也许这不是主要原因，但可以说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上海打了四个月，打完之后，下级官兵都松了一口气，都以为可以高高兴兴地、活着回日本了，当时大家都在传说：
“依据可靠消息，打上海的目的已经达成，上海派遣军仅需留下一部分人担任警备，其余的都会在近日凯旋回国”
官兵中也有人为这个传言背书，他们说：
“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不扩大事件，许多政治家和稳健派军人也在努力早日收拾残局，所以，事变不久就可以圆满解决”
因此呢，说回日本，几乎已经是定局。
对这次事变缺乏洞察的军人们，都相信这个传言，尤其是那些有老婆孩子的人，都高兴地写信给他们的老婆，说：
“如果顺利的话，可以在本年度退伍，我想今年过年，我们一家人一定可以团聚在火炉旁，共享天伦之乐”
不过，没高兴多久，新的消息又传来了，说今年还会有新的作战任务，这个新消息，让那些相信“凯旋回国”的人，大失所望。
这个“新的作战任务”，就是打南京，还是一场长途的远征，南京是蒋介石的老窝，因此守备特别坚固，官兵们都说，南京一定比上海更难打，而且据说，南京离上海，有300公里远，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，南京离海岸线，还是挺远的。
要去打那么远的一个城市，还说什么“收拾残局”？那简直就是在扩大事变了，还怎么能“凯旋回国”呢？广大官兵原本对回国的期望很高，所以听到打南京的消息，失望也很大。
可是话虽如此，官兵们仍然尽量相信还是可以凯旋回国，希望战争结束并非谣言，然而，在11月下旬，命令真的下了：
“上海派遣军最近要执行新的作战任务，因此，驻留期间，要尽量养精蓄锐，武器、被服，要好好保养，以免妨碍作战”
命令下达之后，武器弹药、被褥、衣服，都补充了，而且又开展了战备检查，又要上战场了，事情至此，已经成为现实。
于是，从这个时候起，官兵们就变得很暴躁，很暴戾，要知道，只要一打仗，部队就会有百分之几的人要死，百分之几的人要负伤，这些比例，甚至高达百分之几十，那也说不定，虽然无法预测，但是，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不是死，就是残废，所以，很多人索性自暴自弃，他们各种发牢骚，说：
“我们出征的目的，不是说好了保护上海的侨民吗？为何要去打南京？”
“我以为好不容易就可以回去和老婆团聚了，想不到现在又要我去赴汤蹈火”
“上级长官把我们军人的生命当作是小虫一样的，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消耗品，非得装入骨灰盒，才能回日本”
官兵们都是这类的抱怨，后来，每天就喝征收回来的酒，一边喝闷酒，一边咒骂，发泄对高级军官的不满。
由于上海的战斗，就已经很惨烈，所以，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打南京，活着回来的希望很小，当时打上海，有目标，大家容易提起劲，现在打南京，不知道为何而战，就像要走入黑洞一般。
官兵们都一致显露出暴躁的情绪，其中以内藤一等兵最明显，他是我们中队里，年纪最大的兵，在日本的家中，有老婆孩子一共六个人，就这样也被军部召集了，真是可怜虫，如果家里有钱那还好，可是内藤以前为了养活妻子和儿女，每天做杂工，也是很穷，他经常说，担忧家里的经济状况，每当听到要凯旋回国的传闻，他特别来劲，如今他成了最失望、最可怜的那个人，过去他只是一个忧郁的人，但如今，他变了，变得非常暴躁，逢人便说：
“事到如今，我不再乖乖守规矩了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才不怕长官”
所以，他经常说长官的坏话，变成了一个让我们大家感到棘手的人物，他自暴自弃，各种胡作非为，开始多起来，战友们有的指责他，但是，我一点都不怪他。
内藤其实曾经很老实，所以，当他陶醉于“即将回国”的美梦时，突然接到必须留下来打南京的命令，他的精神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，所以，他性情大变。
事实上身为军人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被派到任何地方作战，都是无可奈何的，但是内藤的情况，确实值得同情，然而，类似的情况，并非只有他一人，而是有很多，这些人都说：
“我要随心所欲，干我想干的，谁也不能管我”
所谓随心所欲，就是把自己一肚子的怨气和不满，都发泄到战地中国老百姓的身上，因为他们更弱势，是绝佳的出气筒。
基层军人即使身份再低，都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，部队上层把基层官兵当作傀儡和玩偶一样来操纵，实在不应该，如果这次远征的目的不超越南京，而且如果战争的目的明确，那么大家就不会如此暴躁，所以事实上在攻击南京之前，下级官兵的情绪，就很暴躁，而“就地征收、自谋饭吃”的命令下发之后，更是火上浇油，给了基层官兵最佳的发泄机会。
“就地征收、自谋饭吃”的命令下发之后，基层官兵的罪恶感，完全消失，所以，前线官兵做出了和强盗无异的行为，见到妇女就凌辱，谁敢反抗的，武力解决，我军已经成为和土匪强盗一样的人，我认为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才发展出来“南京大屠杀”这种空前绝后的惨剧。
原本“征收”二字，指的是没收和利用敌军的粮食，但是，“征收”后来也指强抢百姓粮食的强盗行为，原则上，本来应该用等价来购买，但是在战场上，都没有这样做。
战地中国百姓家里的存粮和家畜，是他们赖以过冬的活命物资，当然不愿意赠送给入侵中国的日本兵，即使愿意，本应也要以交易的方式进行，但是，我军战斗部队没有钱可以支付，所以，采取了抢夺的手段，在离开太仓、前往南京的途中，我才第一次知道，原来“征收”是一个军事用语。
我所属的“大岳部队”，进攻的路线是从太仓出发，经过昆山、苏州、无锡、句容，进而抵达南京的光华门。
我军经过昆山的时候，和后面的后勤部队，就逐渐疏远了，到了苏州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联络，结果，我军没饭吃，断粮了，身上带的干粮，也吃光了，只好喝太湖的水来充饥。
“就地征收”的命令，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达的，我们部队的长官，大岳中尉，是个有正义感的人，在决定执行“就地征收”之前，他其实在犹豫，大岳中尉是个职业军人，他对部队荣誉的责任感，比别人强，原本无论多么饿，他都不愿意做出抢夺之类的盗匪行为，但是在此时，如果不“就地征收”的话，那么，战士就要挨饿，战马也要挨饿，尤其战马，当时都已经骨瘦如柴，饿的不行，战马和战马之间，开始互相咬食对方的鬃毛和尾巴上的毛，事已至此，大岳中尉作为一个体恤下士的军官，他决定放弃正义感，下令：就地征收。
苏州的近郊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水网密布，苏州的大米，品质很好，这里是有名的天下粮仓，我们的官兵们，争先恐后，出去“征收”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米饭，于是放心了，饿不死了。
我当时也经常出去“征收”，苏州郊区当地的百姓家里，貌似都很富裕，每次我们入侵农村，都能满载而归，一开始，我们心里都不好受，想到这些中国百姓过冬的粮食被我们抢走了，这个冬天他们怎么办？当时我会内疚，当时我看见那些中国村民，躲在暗处，用仇恨的眼光盯着我们，我恨不得立即逃离现场。
但是，这种“征收”行为，一次又一次之后，我作为一个人的理性，逐渐也淡薄了，麻木了，罪恶感，也消失了。在这个阶段，情况还不错，不过，后来突然禁止“征收”，而且禁令的执行，越来越严格，因此，在违反军令、偷偷“征收”的过程中，我军为了毁灭证据而杀人灭口的行为，开始发生。
以前大家都说，强盗，杀人，强奸，都是兽性的行为，我在此前的几次战斗当中，杀过几个中国兵，但是在此前，我还没杀过无辜的中国百姓，因此，连我都自认为，自己还有人性，绝对不愿意杀害平民，然而，自以为人性尚存的我，当进军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时，我还是杀害了无辜的村民。
我们打到句容附近的时候，战线开始收窄，就像一个“逆扇形”一样的态势，各路部队进军的矛头，都对准南京，而此刻的中国守军，也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战，所以他们也加强准备，企图阻止我军前进，所以我们的战斗呈胶着状态，这时候我所在的“大岳部队”，改为预备队，退居二线，就地休息。
我当时认为，与其做些无益的折腾，把自己折腾饿，还不如好好睡觉，于是那些日子，我吃过早餐后，就开始睡觉，但是，睡饱了之后，又觉得无聊，闷得慌，有一天战友对我说：
“分队长，你怎么那么能睡？睡太久，眼睛都会腐烂的！不如，我们出去征收（抢劫粮食）吧！”
我当时正无聊，经他们怂恿，立马就同意了，但是同时，我对他们说：
“不久之后，打到南京，我们将会有很多漂亮姑娘，所以，我现在暂时不要女人，只想多吃一点，养足体力，如果能征收到一头大肥猪，那就很好！”
由于当时战线收窄，战况胶着，所以，到处都是日本军人，每一个村庄，都被日本兵征收过了，所以，我们不但没有征收到一头大肥猪，两一只小鸡都找不到。
于是我们继续前进，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庄，很幸运地，抓到了几只鸡，正想打道回府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田间，有一对年轻男女，俯卧在地上，我猜想应该是一对逃避战乱的夫妻。
他们被我们发现之后，坐了起来，双手合十，说着一些哀求的话，我们听不懂，但看起来，应该是央求我们放他们一条生路，我仔细一看，那女人长得很漂亮，年纪24到25岁，男的则30上下，从气质看，似乎是上流社会的夫妇，虽然他们都穿着简陋的棉衣，但是每当那女人低头哀求，我就看到她的屁股特别性感，我和战友们，对她垂涎三尺，那男的似乎已经觉察到什么，故意像演戏一般，哭着哀求我们，我每次看到这种演戏一般的哀求，就特别讨厌，我对他说：
“我才不会被你这种哭法欺骗”
于是，我对那男的大声呵斥，对我的战友们说：
“我们来搞这个女的”
平时老实而自以为人性尚存的我，当时为何会对那女人产生邪念？我实在想不通，事后反省，也许是我当时认为，这女的反正也会被日本军强奸，不如让我自己来强奸，此外，也或许因为我想在战友面前，故意撒野，故意使坏，故意装酷，总之，当时要放弃那么漂亮的女子，总觉得太可惜。
总之，我产生了强奸她的歹意，我的那几个战友，平时没见过我这么“坏”，他们很诧异，但没有人反对，于是，那个女人，遭到了我们的轮奸，我当然也是共犯之一，不过事后，我看她的惨景，又产生了怜悯之心，感到后悔。
不过，当时我想到，昨天有个出去征收的战友，以为强奸妇女，那妇女向（日本）宪兵队举报，于是，战友受到了处罚，听说这附近有不少的宪兵，万一这对夫妻去举报我们，我们整个分队，都会受到处罚，但此时，我还不忍心把他们杀了。
此时，有战友建议：
“这事要如何处理？如果我们太仁慈的话，反而会对我们不利！”
我听到了，但是假装没听见。当我们正准备逃离现场的时候，不知是哪一队的班长，突然跑了过来，对我们说：
“小心！附近有宪兵！”
说完，他就跑了。这个班长可能知道我们干了这事，特意跑回头来，警告我们的。
听到这个警告之后，我决心：杀人灭口。
虽然于心不忍，但是为了全体分队员的安全，没办法，只能杀人灭口，然而，我不敢亲自动手，也没有命令他们，倒是柴田上等兵看透了我的想法，他让战友们去动手，而我在远处看，我站在远处，听到战友们刺杀那对年轻夫妇时发出的“杀！杀！”吼声，以及夫妇俩惨绝人寰的哀叫声，然后我抬起头一看，那对夫妇被我的战友们绑在树上，身上不停地涌出鲜血，我当时良心很难受，但是内心又很卑鄙地自我辩解：
“这不是我的罪过，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”
然后，我们仓皇逃离现场。这就是我犯下的一起暴行。
我们打南京的部队，于1937年12月13日，攻下了南京，经过几天时间的扫荡，然后在17日，举行了入城式。
参加打南京的各部队官兵，在南京城大街的两旁，整齐地排成列队，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，在中间阅兵，军容威武，可以说是中国事变（指侵华战争）中场面最为浩大的入城式。
1937年12月17日，侵华日军南京入城式
参加入城式的人员，都是由各部队推选出来的20%到30%，官兵们对于参加这种史无前例的入城仪式，感到无上光荣，非常感激，非常兴奋，每个人的目光，都炯炯有神。
我也是参加入城式的代表之一，但相对于参加入城式的感激心情而言，我却想到了完全相反的事情：几万人的部队，表面上大家看起来都一样，但事实上，每个人的个性，则完全不同，一样米养百样人，所有人的制服相同，装备相同，但是每个人却各不相同，有的乖，有的狡猾，使长官感到棘手。
在成军之前，征兵体检，召集体格健全的人，施加军事教育，使素质整齐划一，然而与生俱来的品格，却是无法改造，现役兵还好，但是临时召集的战时编组部队，则素质参差不齐。
我年纪轻轻，就担任分队长，带十几个兵，其中有一个兵，让我很头疼，他叫高桥广道，是个一等兵。高桥广道在被征兵之前，在一家寺庙做和尚，但是，他喜欢喝酒、赌博、玩女人，可是说，是一个玩乐主义者。
不过，初到部队的时候，高桥广道为人温顺，见多识广，我当时还误以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高僧，所以我当时叫他“大师”，以表达我的尊敬，不过，到了战场上，高桥广道的本性就暴露出来，他聚众赌博，而且在太仓驻兵期间，高桥广道也开始强奸良家妇女，这个“大师”初到太仓的时候，看到一对从上海避难到太仓的年轻夫妇，他威胁那个做丈夫的，把人家的妻子给强奸了，于是从那开始，高桥广道食髓知味，后来经常出去猎色，甚至要我陪同他一起去。
如果事情仅止于此，那倒也没什么，不过后来有一回，高桥广道单独出去浪，被愤怒的中国村民打死了，此事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战友们出去搜寻“大师”的尸体和凶手，抓了很多的中国人回来，有男有女，这事，其实还牵连了我：
如果将这几个中国男女都移送宪兵队，说穿了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可是如果不送宪兵队的话，只能当场处置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因此我把这事的详情和困难，告诉了战友们，他们说：
“我们懂了，你交给我们处理吧”
于是，这些中国的男女，都被处死了，我军的这些士兵，都在上海战场杀人杀习惯了，所以现在杀人对他们来说，是轻而易举，小菜一碟，后来我得知他们被集体屠杀，倒在血泊中，一切都晚了，我为了掩盖自己的罪状，竟然害死了一群无辜的善良百姓，真是阿弥陀佛，罪过极了，结果，我当然是逃过一劫，但是也因此，犯下了天地难容的大罪过，这起惨案的起因，就是因为我和“大师”曾经一起出去强奸妇女，“大师”单独出去搞女人，被打死，可以说是他自食恶果，但是，如果我接受审判的话，其实我也是有罪的。
我在广大的华中战场进军的期间，曾经在很多地方，都看见被烧成瓦砾堆的市区、街道，还有被烧得只剩下焦黑柱子的村庄，仗打完之后，那些回乡的村民，看到家园被毁，存粮全无，漠然孤立在废墟中，欲哭无泪，那种情景，实在令人感伤，但是，看到这种场景会感伤的我，也在前后数年间的战场中，烧毁过无数中国百姓的家。
有一回，因为怀疑村里有游击队潜入，我和战友们放火，把全村都烧了，一户都没留，还有一次，我单凭直觉认为，某村有资敌的行为，于是，将村子烧光，村民全部杀光，一个活口都没留。对于村民来说，这实在是无妄之灾，但是，我们日本军却可以单凭自由心证，在没有重大理由的情况下，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。
我第一次烧毁中国人的民房，是在攻击南京的途中，在句容附近的一个村庄，当时我所属的“大岳部队”，是预备队，跟随在一线部队的后面，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南京，中国守军的抵抗，也越来越顽强，在句容前方不远处，双方的战斗呈胶着状态，于是，我们部队暂时就地扎营，就在那短暂的驻留期间，我分队一个姓“野吕”的一等兵，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，一共5个人，出去“征收”食物，当时附近各地还有很多战败的中国溃兵，在各处潜伏，他们5个人离开集体，私自外出，实在危险，而且在前方战况随时变化、我部队随时可能出发的情况下，他们竟然离队行动，实在是不懂道理。
我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心想，如果他们平安回来，那还好，可是万一出事，那可是大麻烦，不巧的是，前方要总攻击了，我们“大岳部队”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，这时，我再也无法隐瞒，于是，我怀着不安的心，去向中队长报告，中队长很生气，但事情既然发生了，不处理又不行，换了没有人情味的中队长，会说“大局为重”，丢下他们5个，直接出发，但是大岳中尉立马召集干部商量，派人去寻找他们5个。
这个临时组成的搜索队，是由我分队、丹羽分队组成，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带队，就我们这两个分队的兵力，竟然敢深入敌方游击队潜伏的广大农村地区，实在是危险。
我们在途中，经过了两三个小村庄，没发现迹象，然后前进了8公里左右，看到一座用土墙围起来的村庄，看起来有五六十户人家。
三宅班长说：“这个地方可疑”，于是，他下令搜索队停止前进，他带了3个士兵，走了，3分钟后，抓回来3个中国人，我军有个翻译，会中文，是一等兵，姓“沟口”，三宅班长通过沟口一等兵，对那3个中国男子说：
“你们有没有看到几名日本兵？坦白说！他们去了哪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胆敢有任何隐瞒，我们就杀了你们！”
三宅班长一边说，一边拔出军刀，以示恐吓，那3个村民一看三宅班长拔出军刀，竟然惊吓得说不出话来，三宅班长认为那是无言的反抗，他竟然一刀就把其中一个村民的脑袋，砍掉了，咕噜咕噜地滚到草丛中，脖子喷出大量的血，染红了四周的草木。
杀了一个之后，剩下的2个村民，非常害怕，他们于是都招供了，说，这个村里面，都是普通百姓，但是，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潜入，今天白天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兵，然后就响起了枪声，但是，这两人没有看见详情，所以，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兵的结局如何。
听到这里，大家都判断：野吕一等兵他们5个人，应该是在征收的过程中，被敌军（指中国游击队）杀了，下一步，我们就准备收尸了，但是，我们两个分队，不到30人的兵力，正面挑战中国游击队，太危险，一不小心，可能会全军覆没。
于是，三宅班长决定：等到入夜，村民都熟睡之后，放火烧村，趁村民逃亡的时候，一举消灭，三宅班长久经沙场，打仗经验丰富，他的策略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
于是，我们等到深夜，越过土墙，放火，很快，整个村子都烧了起来，村民果然逃了出来，于是，我们见一个，杀一个，十几分钟之内，就再也见不到一个活着的人影了，到处都是死尸，而且，死尸里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，但是，我们并没有遇到抵抗，可能游击队误以为是日本军大部队，都吓坏了，丧失了战斗意志吧。
烧村，杀人，完事之后，我们在火把的照射下，检查死尸，发现几乎都是平民，其中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，也有10岁左右的孩子，还有老太太、老汉，我想，可能那些警觉的游击队，早就跑了，剩下这些平凡百姓，当时我们在突袭行动的时候，同仇敌忾，见人就杀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但事后恢复平常心，见此惨景，又不忍直视。
后来，我们找到了野吕一等兵他们5个人的尸体，也证实了我们事前的猜想。5个日本兵的尸体，被悬吊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，衣服全部被剥光，阳具都被割掉，塞到他们的口中，估计可能是他们进村之后，正要对女人施暴的时候，遭到村民的袭击，因而杀死，村民杀他们，只是出于报复而已。
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心中燃起了罪恶感，我想，野吕一等兵他们5人，进入村子征收食物，又想强奸妇女，按理说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该死，如果勉强说村民有什么罪，那就是收留中国游击队，不过，中国游击队又是村民自己国家的部队，其实又无可厚非，然而，我们把他们收留中国游击队的行为，定义为“资敌行为”，并且屠村，烧光，杀光，虽然说，这种事是发生在战争期间，但也未免太过分了，我们两个分队，冒着危险，进村，烧村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到底对打南京有什么帮助？其实，根本没什么帮助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