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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历史爱好者都听过这么一种说法：晚清朝廷在河北修了一条“唐胥铁路”（唐山到胥各庄），但是因为担心火车头“惊扰神灵、破坏龙脉”，所以铁路建成之后，用马来拉火车。
请问，这个历史，是真实的吗？
恭喜你，你被骗了
是的，你被骗了。
今天来告诉你真相。
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：
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，用马来拉铁轨车厢，是正常现象，也是普遍现象。
什么？用马在铁轨上拉车厢，是普遍现象？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西方世界有火车，有铁轨，但是呢，有些矿主、厂主、仓库主等各种商人，有钱铺铁轨，但是买不起火车头，或者觉得火车还不如马方便省钱，所以呢，当时有些西方商人，在他们的矿上、仓库边、工厂边，修了铁轨，然后用马来拉车厢，为什么修铁轨呢？因为把车厢放在铁轨上，顺滑顺滑的，马拉起来格外省力，可以拉很重的货。
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，马拉“火车”是普遍现象，准确地说，马拉的不是“火车”，只是普通的小车厢，只不过放在铁轨上，属于轨道车厢，马拉起来省力。
当时在台湾有个基隆煤矿，矿主学习西方人，从矿上修了一段铁轨，一直延伸到码头，用马在铁轨上拉煤，比火车更省钱，所以当时呢，负责修建“唐胥铁路”的唐廷枢这样建议：
“若煤铁并运，即须自筑铁路，方可大见利益，是台北矿务，煤井未开，铁路先已筑成，正此之谓。盖煤本不难取，所难者使其逐日运出费力。若能仿照台北，筑做用马拖车小铁路，非但煤铁容易运出，即熔铁锅炉、拉铁机器等重物，均无难运进矣”
全文不必看，大家只需要看我涂红的这一句，我翻译给大家看，意思是这样的：
“如果我们能够模仿台北基隆煤矿，修一条小铁路，用马来拉车厢，那么不但煤和铁很容易运出来，即使锅炉机器那些笨重的生产工具，也很容易运进去了”
可见唐廷枢建议马拉火车，不是担心破坏龙脉，而是因为要借鉴基隆煤矿的成功经验。
不过，当时朝廷确实有守旧派担心火车会“惊扰祖宗、破坏龙脉”，所以，李鸿章向朝廷请示为开平矿务局（位于唐山）修建一条小铁路，他特意说明：用骡马来拉运煤炭，由于是马拉，所以不冒烟、不鸣响，也不会破坏龙脉，清廷同意了。
可是大家要注意，在矿上用马拉“火车”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普遍的、经济合理的做法，而并不是基于什么荒唐和愚昧。
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：
总结一：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，马拉“火车”是正常现象，不是荒唐，也不是迷信，而是简单的经济计算结果。
总结二：台北基隆煤矿模仿西方，也在矿上修了小铁路，用马来拉车厢运煤。
总结三：当时负责修建“唐胥铁路”的唐廷枢，在主持修建唐胥铁路的同时，另外提出来：修小铁路，仿效台北的基隆煤矿，用马拉车厢，经济，便捷。
简单地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总之一句话，清末的中国在铁路上用马拉车厢，不是荒唐，也不是迷信，只不过是模仿西方通行的其中一种经济行为。
举例可见，我们平时读到的历史，水分能有多严重。
2
“白公馆看守所”的所长，名叫杨进兴，是浙江宣平人。
在当时，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，属于军统编制。戴笠是浙江人，所以，也喜欢重用浙江小老乡。
当年关押我地下党同志的渣滓洞，其实也归杨进兴管。
这个杨进兴呢，不但在1949年9月6日，亲自带队执行了杀害杨虎城及其子女、（杨的秘书）宋绮云、和宋的幼子小萝卜头（8岁）等人的行动，而且，1949年11月27日的“渣滓洞大屠杀”，也是这个杨进兴直接指挥和带队执行的。
那么，请问这个血债累累的杨进兴，后来怎么样了呢？
这段历史，说起来，其实还挺具戏剧性的。
重庆解放之后，国民党军统上司徐远举给杨进兴的命令是这样的：留在四川，上山打游击，等候委员长反攻。
然而，杨进兴觉得不靠谱，于是，带着他的太太，跑路了。
杨进兴化名“杨大发”，带着他老婆，逃亡到四川省南充县青居乡，谎称自己是本省的广安县人，逃避战乱，财物家当，都被土匪抢了，夫妻两人走投无路，请求青居乡收留他们。
说着说着，杨进兴流了眼泪，把一场戏，演的非常逼真。
青居乡的保长、甲长等人，看这个“杨大发”眼泪横流，挺可怜的，于是，就收留了“杨大发”夫妻两人。
“杨大发”决定：隐姓埋名，重新做人，悄悄过完下半生。
于是，“杨大发”租用了村民滕明远的土地，耕田，过日子。
“杨大发”在村里参加的集体劳动，也非常积极，总是挑最重、最累的活干，修路运土石，还多次把扁担绳担断，平时乡亲们需要帮忙的，他总是二话不说，马上就过去帮忙，表现非常好，多次被评为乡里的先进，妥妥的“好人”一个。
看来这个“杨大发”，是真心想“重新做人”，而且是“做个好人”了。
然而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1953年秋，村里响应中央号召，准备普选工作，审查选民资格的时候，村干部发现了问题：“杨大发”自称是广安县人，但是，村干部致函广安县相关部门查询，广安县回复说：
我县没有杨大发这个人
露馅了。
有点见识的村干部，也悄悄评论说：这个“杨大发”，说自己是广安人，但是，他那口四川话，明明是浙江人的口音。
大家伙合计，觉得不妥：可能是特务！于是，村干部偷偷向政府举报。
南充县公安局，马上开展侦查。
原来，当年渣滓洞大屠杀之后，大家都在搜寻杨进兴的下落，大家都说，不逮住杨进兴这个杀人恶魔，烈士都死不瞑目。
很快，“杨大发”的真实面目，在南充县公安局的严密侦查之下，逐渐清晰起来。
为求稳妥，公安局决定拍照片带到重庆去找人辨认。于是，公安局侦查人员化装为新闻记者，下乡拍摄先进事迹，拍牛，拍田，拍禾苗，后来说，要拍几个劳动积极分子，然而，轮到拍摄“杨大发”的时候，他有一点儿警觉，死活不肯拍照。
后来村干部出面，拍集体照，这下“杨大发”无法推辞，就勉强拍了一张集体照。
公安局侦查人员拿着这张集体照片去了重庆，找到从渣滓洞、白公馆逃出来的我地下党人员，大家一看，异口同声地指证：
这个人就是杨进兴
1955年6月11日，杨进兴被逮捕。
杨进兴知道重庆地下党许多人指认了自己，否认已经没用了，自己的末日到了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他对自己杀害杨虎城、宋绮云、小萝卜头，并屠杀渣滓洞地下党的往事，供认不讳。
1958年5月16日，杨进兴被公审。
公审之后，杨进兴被押上刑场。一枪毙命。
3
早年我红军在困难时期，曾经从许多民间富户那里，筹借物资，并写下许多借条，这个事情，大家都知道。
那么这些借条，后来新中国建立，有没有偿还的记录呢？
答案是：
有！
建国之后，民间不断有人，拿出祖辈留下来的借条，找政府兑现，政府一般都尽量予以兑现。
这样的事例太多，说不完的，我稍微列举几个例子：
例一
1934年，红军第三军团事务长叶祖令，行军到湖南汝城，向富户胡四德筹集物资，并写下这样一张欠条：
“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，生猪三头，重量五百零三斤，鸡一十二只，重量四十二斤，此据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 具借人 叶祖令 公元1934年冬”
红军走了之后，胡四德把这张欠条藏了起来。
后来解放，胡四德没有找政府兑现这笔债务，也没有告诉子孙有这回事，而是把欠条藏在一个家中隐蔽的地方，就忘了。
再后来，胡四德就去世了。
时光一晃，到了2004年，离借债一事，七十年过去了。
在这一年，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，在维修祖屋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张借条。
胡运海心里想，我爷爷帮助过红军打江山，这笔债，政府认不认呢？
于是，胡运海拿着这张借条，找了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政府。
胡运海想碰碰运气。
不料，汝城县政府，认账了。
经过评估，汝城县民政局，给胡运海偿还了人民币15000元。
胡运海领到钱，非常高兴。
欠债还钱，理所当然。
例二
1944年，我军下辖南方游击队（编号：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），在广东省江门市，找当时的富户“鸿文三姐”，借了60斤大米。
这个鸿文三姐，是当时江门地方一户有钱人的小妾。
鸿文三姐借出这60斤大米之后，把借条藏好了。
事实上，60斤大米，对于富户鸿文三姐来说，并不是很大一笔财富，于是，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，鸿文三姐并没有记在心上。
借条藏好之后，鸿文三姐将此事抛诸脑后，没有跟后人交代。
时光一晃，六十五年过去了。
2009年12月12日，鸿文三姐的后人梁伟诗，在清理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三堡村祖屋的时候，翻出了这张借条。
借条的行文是这样的：
“借鸿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石七十斤，大洋五千元；金条八支，每支一两。待胜利以后，由当地县政府偿还，付息两分。立据人：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李兆培，民国三十三年”
鸿文三姐的后人梁伟诗翻出这张借条之后，也找了江门市的区政府，他也想碰碰运气，看看我们的国家，是否讲信用。
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政府接到借条，经过甄别和讨论之后，决定：予以偿还。
于是，2010年12月28日，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，对梁伟诗给予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万元。
60斤大米，今天的市值也就200元左右，然而经过六十五年的利滚利，政府给梁伟诗偿还2万元，其实大概也属合理。
例三
1941年，我八路军358旅在山西娄烦县择石村，向富户周模旦借了一担谷（100市斤），并写下以下的借条：
“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儿一担，民国三十年秋”
这个富户周模旦，也把这件事抛诸脑后，没有跟后代交代。
七十二年过去了。
2013年4月12日，山西娄烦县人武部政委纪根有，带领官兵，把3袋面粉、2袋大米、1桶油、2000元人民币现金，亲自送到了娄烦县择石村周区贵、周诚贵兄弟俩手中。
这个周区贵、周诚贵，就是周模旦的两个孙子。
周区贵、周诚贵接到这笔意外财物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也很惊讶，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爷爷，竟然还曾经资助过我八路军。
而有趣的是，事实上1941年当时的周模旦，非常胆小怕事，他拿到我八路军的借条之后，自己偷偷把它给一把火烧了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怕周模旦日本人报复，也怕国民党报复。
那么试问，后来是谁翻到这笔旧账的呢？
答案是：是我人民政府。
七十二年之后，山西省娄烦县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清理旧档案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八路军358旅在1941年给周模旦的借条。
原来，当年的借条，是写了一式两份，一份保存在我八路军旅部，一份交到周模旦的手中，而周模旦把它烧了。
周模旦在九泉之下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七十二年之后，人民政府会主动把这笔旧债，亲自送上门来，偿还给他的两个孙子。
事实上在历史上，有许多都像周模旦一样谨小慎微的富户，拿到我红军、八路军的借条，都害怕日本人、国民党等势力的报复，当时多数都是烧掉的，只有少数胆子大的，才保留着。
例四
当时，八路军借钱借粮的对象都是一些比较富裕的中农或商人。1946年，在陕西，因为部队要和国民党进行艰苦对战，需要资金购买枪械弹药，于是部队在陕西当地商人中间组织了一次借钱。当时陕西商洛的进步商人郭建英十分支持八路军，带头响应，借给了部队1100万法币。部队十分感谢商人们的贡献，一一给他们写了欠条，并承诺战争胜利后一定还给他们。
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，郭建英一家也没有想着去要回欠款。只是后来国家发展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郭建英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家道中落。一直到40年后的1985年，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的郭建英想起了这张借条，就拿着借条去找了政府部门。
见到这张借条后，政府部门十分重视，向上级部门报告，经过鉴定，借条属实。但由于借钱的时候通货膨胀，法币贬值厉害，1100万法币虽然数额庞大，但并不是实际一千多万的购买能力。于是经国家财政部、中国银行部门计算估值，向郭建英老人一次性归还了人民币八万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