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好笑，所谓“共产共妻”，是近代史上一则流传很广的谣言，但有趣的是，直至今天，也没几个人出来辟谣，所以很多历史爱好者其实仍不知道，“共产共妻”这个谣言，它是怎么来的。
今天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，把这事给您解释一下。
声明：本文只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，澄清“共产共妻”的谣言，就事论事，并不代表作者喜欢、或不喜欢苏联，本文也不含政治立场或政治隐喻，纯属辟谣，是历史纯科普文字。
本文参考资料：
刘永峰《“共产共妻”：舶来谣言变形记》
彭华《苏俄“共妻令”事件》
石岩《1910-1920: “共产共妻”谣言是如何生成的》
“共产共妻”这个谣言啊，说起来实在荒唐，它是这么来的：
十月革命之后，莫斯科有个布匹厂的老板，名叫“赫瓦多夫”，这人是个色鬼，他冒用“苏维埃俄国”的名义，在莫斯科街头，贴出来这么一则《政府公告》：
“……十七至三十二岁的妇女，必须接受“性公有化”，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，可向革命机关，申请许可证……工人或社员们，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《无产者家庭证明》，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，每周3次，每次3小时。而女性“公有化”之前的“原配”丈夫仍将保留对原来妻子的“优先权”，但如果丈夫抗拒将妻子充公，那么他将被剥夺这一“优先权”、和与其他“充公女人”发生亲密行为的权利……”
荒唐的是，当时还真有人信了。
于是呢，这个色鬼赫瓦多夫，忽悠了很多夫妇，并因此，赫瓦多夫假托“革命”的名义，搞了人家很多个老婆，但其实，赫瓦多夫本人，并不是革命战士，也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，这人，只是一个假托“革命者”名义骗色的坏蛋罢了。
然后，好景不长，很快，就有人举报了，赫瓦多夫被捕了。
不过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法庭竟然以“证据不足”为由，将赫瓦多夫无罪释放。
赫瓦多夫被释放之后，是不是就平安无事了呢？
不是。
因为赫瓦多夫这份《政府公告》，是以“苏维埃俄国”的虚假名义张贴的，所以，赫瓦多夫惹怒了很多的革命者，那些被惹怒的革命者认为，赫瓦多夫造谣，“破坏了苏维埃的声誉”，所以，赫瓦多夫被释放不久之后，他就被革命者暗杀了。
而事实上，苏维埃俄国，确实从来没有出台过所谓“共享妻子”的政策、法律。
后来的苏联，也没有出台过任何“共享妻子”的政策、法律。
你喜不喜欢苏联，那是一回事，苏联到底有没有“共妻”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不能因为你不喜欢苏联，然后你造苏联的谣，就变成是对的。
是不是这个理？
而且，事实恰恰相反，苏联其实正是“一夫一妻制”的忠实执行者。
像赫瓦多夫这种人，假借政府名义，发表虚假公告，骗取女人上床，睡别人的老婆，这种恶棍，死不足惜，然而，有趣的是，这个荒诞的案件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美国和欧洲诸国去了。
1918年那会，通讯还不发达，辟谣难度大，美国和欧洲的记者们，没有认真考证这个假新闻的来龙去脉，他们听信了谣言，于是，欧美西方世界，纷纷写文登报，一时间，欧美的报纸，都在报道苏维埃俄国《禁止组建家庭，布尔什维克共妻》、《苏维埃实行群婚》、《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》、《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文明走向荒芜》……等等，各种假新闻，充斥了欧美世界的大小报刊，一时间，苏维埃俄国“共产共妻”的谣言满天飞。
这个从欧美世界传出来的谣言，很快，也传到了中国。
当时，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。
于是，从1918年夏秋开始，中国大小报刊，也开始跟风报道“苏俄共产共妻”的各种假新闻，说得有板有眼，一惊一乍。
不过，很快，在中国，有人和俄国人来往密切，问了一圈，知道这个所谓“苏俄共产共妻”是谣言，这个人是谁呢？
答案是：李大钊。
1919年8月17日，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名叫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的文章，为所谓“苏俄共产共妻”的谣言辟谣，他说：
“……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，我们应该研究他，介绍他，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，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，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。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‘妇女国有’，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。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，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，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。以后辗转讹传，人又给他们加上了……”
在文章中，李大钊已经清楚地辟谣，他指出：所谓苏俄“妇女国有化”（也就是“妇女公有化”的意思）是假新闻，是美国媒体的造谣。
李大钊的话不中听，但，他说的，的确是事实。
然而，这个世界的荒诞之处在于：
造谣容易
辟谣很难
是的，尽管李大钊早在1919年，就已经对这个事，辟谣了，但是，人们还是选择相信谣言，而不相信辟谣。
为什么？
因为，人们需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自己愿意相信的版本。
谣言往往比辟谣，传播力更强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通病。
平心而论，当年的苏俄、苏联，好不好，那是一回事，但是，苏俄、苏联到底有没有“共妻”，那又是另一回事，实事求是地说，苏俄、苏联，不但没有所谓“共妻”的政策，而且刚好相反，苏俄、苏联，是一夫一妻制的大力倡导者和实践者。
这不是我们故意为苏联说话，这是事实，换句话说，在“共妻”这个问题上，西方世界和当时的中华民国，是真的冤枉了苏联。
当时的世界，因为讨厌苏联，所以冤枉苏联，中伤苏联，造苏联的谣，这事叫人怎么评价呢？唉，其实啊，无论你多么不喜欢一个人、一个国家，你造人家的谣，都不太好，因为造谣伤害的，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自己。
造谣，伤害的是造谣者自己的公信力，和造谣者自己本身的形象。
然并卵。
在当时的民国，从10年代末到40年代末，苏联“共产共妻”的谣言，进一步发酵。张作霖在世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个话：
“……现在有些人闹什么革命，想想把俄大鼻子那一套拿中国来，叫什么共产共妻啦，你们大家一想，什么都可以共，个人的老婆孩子也可以共吗?!......”
可见，张作霖当时，也是被这个谣言骗了，他信以为真。
这就是谣言的威力。
再后来，“共妻”的谣言，被民国时期的军阀、国民党等势力，用来攻击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和后来的解放军。
事实上，无论是红军，八路军，新四军，还是后来的解放军，也根本没有所谓“共妻”的行为，而且，也是恰恰相反，红军，八路军，新四军，解放军，在男女关系方面，行为都很严谨，都是“一夫一妻制”的倡导者和践行者。
这不是我们故意为谁说话，客观的历史事实，它就是如此。
所以到了1934年，红军受“共产共妻”谣言困扰，苦恼无比，当年，红军政治部印了一份《俘虏工作须知》，专门指导红军战士，如何斥责“共产共妻”的谣言，册子是这样说的：
“……国民党反动派，说‘共产公妻’，这我们可换过来说：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。苏区里面，婚姻是自由的。在国民党军阀们，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，强奸、卖淫，都是国民党造成的……”
红军的这个小册子，话虽不好听，但也指出了一个事实：当时某些国民党官僚和旧军阀，几房姨太太，他们在性道德方面，其实并不高尚，然而，他们偏偏好意思，反过来指责别人“共妻”，而且还是依据的一个谣言。实在是有趣。
然并卵。
尽管红军百般申辩，“共产共妻”的谣言在民间，还是越传越离谱，进而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，例如：
1938年，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，进驻江苏江宁，路过葛庄的时候，该村冲出来五百多名赤膊露胸的汉子，他们都是本村的村民，也是当地民间自卫武装“大刀会”的成员，这五百多个“大刀会”的汉子，把新四军团团围住。
新四军问他们：我们是新四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，请问，我们哪里得罪了你们？
这群汉子说：大家都说，你们新四军“共产共妻”，我们担心我们的老婆被你们抢走，所以起来自卫，保护我们的老婆。
新四军一听，哭笑不得，实在是冤枉啊，共妻，真没有哇。
所谓“共妻”，其实在苏联的源头，本就没有，到了中国，也没有，都是美国报界传出来的谣言，民国媒体不加查证，跟着造谣起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说得民国时期的全中国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信，大家都信以为真，然而事实上呢？根本没有的事。历史，竟如此荒诞，实在是令人，叹为观止。声明：小文目的是辟谣，作者反对的是“造谣”本身，无意介入争论历史和政治的是非对错，请朋友正确理解。
